历史虚无主义的一个标本
古干城
《中华魂》编辑部老师：
我是一个在读的研究生，经常从你们《忘年交书简》专栏中获得教益，提高了自己对各种思潮和言论的辨别能力。最近，我从《博览群书》2009年第7期中，读到该刊的一篇采访录：《杨奎松：历史的发展有太多偶然》（见复印件），读后感到十分不解和困惑。这位被称为著名史学家的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竟然认为在上个世纪80年代之前“大陆方面很少有真正意义上基于学术立场”的国共关系史研究，他在对比了被他认定“有真正意义上基于学术立场”的台湾的相关著作之后，认为出现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很难摆脱当今大陆正统史学的思维逻辑和思维习惯”。他究竟要摆脱什么样的“大陆正统史学的思维逻辑和思维习惯”呢？这难道不是要求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历史观吗？他还认为毛泽东、蒋介石都是“纵横中国历史各数十载的一代枭雄”，“蒋、毛各有其贡献和作用”，甚至连说蒋介石独裁专制也“言之过甚”，说所谓国民党预谋诱奸新四军军部的说法“纯属猜测”；认为“历史的发展有太多偶然”，中国革命的发展实际上是苏联在背后起的作用，等待。这些观点，我觉得和近些年来充斥某些刊物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没什么两样，而这样一些观点，却被这家刊物吹捧为“全新的视角”、“全新的高度”。这究竟要用什么样的历史观来引导青年，会产生什么样的严重后果，是值得我们的领导和严肃的学者加以思考的。我诚恳地希望上述看法能够得到长者的指教。十分感谢。谨致崇高的敬意！
学生 吕宾卿 谨上
吕宾卿同学：你好！
读了《中华魂》编辑部转来你写的信及复印件，我完全赞同你的看法。这篇访谈录，看来是这位学者用来表达他所著的《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这本书的主旨。从表面上看，他是以客观、公正的面目出现，指点史事，实际上字里行间却充斥着这位学者的偏见和十分不当的用意。这篇访谈录用“春秋无义战”的笔法，抹煞国共两党斗争的性质；它对毛泽东、蒋介石这样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历史人物，竟然轻浮地说成同是“如一代枭雄般纵横中国历史各数十载”，对中国的统一和独立“各有其贡献和作用”，根本否认了光明和黑暗两种中国命运的斗争；它还否认中国革命的历史必然性，而把它看成是外来力量作用的结果，所谓“历史的发展有太多偶然”，等等。这些观点，也就是你所说的和近些年来充斥某些刊物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没什么两样，或者说，是历史虚无主义的一个标本。从这里不难看到这位学者提出要“摆脱当今大陆正统史学的思维逻辑和思维习惯”的真实用意。用这样错误的观点误导涉世不深的青年朋友，是极不负责任的，确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下面就这些问题谈一点我的看法，供你参考。
如何正确认识国共两党斗争的实质？
从历史上说，国共两党有过两次合作、两次分裂的经历，但作为国共两党的斗争，在严格意义上说，是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背叛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残暴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并在这种血雨腥风中建立起南京政府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虽然南京国民党政府是以三民主义、五权分立为幌子，但实际上是由蒋介石控制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实行国民党的一党专制和蒋介石的个人独裁统治。历史事实表明，蒋介石作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实行妥协退让的媚外政策，对内依靠地主阶级，维护封建土地所有制，因此不仅不能推动中国社会向前进步，而且只能使中国继续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独立担负起领导中国革命的任务，高举争取民族独立、人民民主的旗帜，反对国民党反动政权，为中国争取一个光明的前途。这种关系中国光明与黑暗两种前途的斗争，真实地反映了国共两党斗争的实质，并贯穿于国共两党斗争的全过程。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在中国革命胜利60年、南京政府早作鸟兽散的今天，这位学者却出来为蒋介石打保票，否认其独裁专制，竟然说“一个连手下将领都常常指挥不动的统帅，一个对党内派系总也摆不平的总裁，他又能独多少裁，专几个人的制”？作为一个学者竟然会不顾事实说出如此“妙论”，真是匪夷所思！你如果用事实加以反驳，此人就会祭出用来唬人的法宝：说你没有摆脱大陆正统史学的“思维定式”（请注意：这是此类学者惯用的一种手法），我们姑且按照他们的思维逻辑，只引用一些国民党人的看法，看看他们是怎样认识蒋介石的。
几乎和我们党举起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旗帜的同时，以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人士，坚持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宣布组织坚持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同蒋介石集团彻底决裂。他们谴责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新军阀，“无不假托中国国民党之旗号，以欺骗民众，以行其侵害、剥削的私谋”，“其实已为旧势力之化身，军阀之工具，民众之仇敌”。他们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反动统治。正因为坚持孙中山的革命三民主义，坚持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邓演达这位曾担任过黄埔军校教育长、北伐时期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的杰出革命者，就遭到蒋介石的杀害。请问：这不是独裁专制又是什么？！
曾经一度附和蒋介石清共的国民党元老蔡元培，在政治上走过了一段弯路，但严酷的现实很快使他惊醒。他不满国民党当局血腥屠杀共产党人、排斥异己的作法，出力营救过杨开慧、胡也频和牛兰夫妇等人。面对蒋介石对外妥协、对内专制，日益严重的白色恐怖，蔡元培终于拍案而起，1932年和宋庆龄、鲁迅等人在上海组织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同盟成立宣言历数那压制舆论与非法逮捕杀戮之黑暗，指出“中国民众以革命之大牺牲所要求之民权，至今尚未实现，实为最可痛心之事”。同盟成立后，蔡元培为营救政治犯，反对国民党当局的暴虐行为，做了许多工作，表现出极大的政治勇气。但是，就连这种维护和伸张人权的工作，蒋介石也不容许，不久，同盟总干事杨杏佛就被杀害了。
曾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冯玉祥将军，在历史上也曾参与蒋介石、汪精卫的反共活动，九一八事变后，他主张抗日，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并同宋庆龄等向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遭到蒋介石的忌恨和排斥。这位曾经同蒋介石是结拜兄弟的将军，根据自己的所闻所见，写了一本《我所认识的蒋介石》，系统揭露了蒋介石独裁专制的面目。这难道也不应该读一读吗？
上述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但这一切，这位学者都有意视而不见，硬要按照他所设想的蒋、毛都对中国近代以来统一和独立的实现各有贡献和作用的奇谈怪论，来突出蒋介石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先是，他认为说蒋介石独裁专制是“言之过甚”，而用以证明的竟然是“一个连手下将领都常常指挥不动的统帅，一个对党内派系总也摆不平的总裁，他又能独多少裁，专几个人的制”？这真是委屈了这位委员长。谁不知道蒋介石是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一生抓权不放的独裁者，即使1949年初被迫下野，也要利用国民党总裁的身份越过代总统李宗仁直接控制和指挥部队。如果有这位学者所说的情况，也是蒋介石一贯重用、偏袒嫡系，排除异己，利用严密的特务网控制部属，甚至越级插手战役指挥等的独裁作风造成的，这又怎么能成为不是独裁专制的证明呢？这种文字游戏，显然不是一个严肃的学者应有的作风。继而，他为蒋介石洗刷反共罪名，甚至说所谓国民党预谋诱歼新四军军部的说法纯属猜测。这真是骇人听闻的“全新的高度”了。1941年皖南事变是在寇深国难之际，蒋介石不顾民族大义，设置重兵围歼新四军七千多抗日将士，悍然取消新四军番号，囚禁叶挺军长，这是人神共愤、举世皆知的反共阴谋事件。在这位学者看来，只要片面引用国民党方面的材料，不顾历史真相，不顾包括叶挺将军在内的当事人的证明，就可以轻易地推翻历史结论，甚至把发生这一惨案的责任推给中共中央，这种用心未免过于阴暗。我相信青年朋友对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这一亲痛仇快的历史事件，是会用中国人的良知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加以正确认识的。再而，这位学者为了给蒋介石评功摆好，竟然把他和毛泽东捆绑在一起，说成同是所谓“一代枭雄”，他们不同的结果只不过是时势使然。这就完全否认了蒋介石是近代中国黑暗势力的代表，是使中国继续陷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悲惨境地的罪魁祸首，也从根本上否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以实现民族解放、国家富强为己任，是中国人民的希望所在。经过这位学者的“全新的视角”，中国革命的客观依据被推翻了，中国革命的正义性和合理性也就不存在了。
这篇访谈录留给我们的最鲜明的一个感觉，就是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当然，蒋介石作为国共两党两度合作的参加者，我们并不否认他曾经做过一些有益的事情。但是，他作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对外屈服和依靠帝国主义，对内独裁专制，从根本上说，是他和他所代表的阶级的反人民性决定的。蒋介石的失败，决不是这位学者所说的，“最主要原因，还是其自身制度欠缺和组织力、向心力不足的问题”，而是人心问题，是他所代表的阶级的反动性决定的。不从阶级上看问题，可以说是此类学者的通病。这使我想起，1946年7月15日上午，诗人、学者闻一多在参加被国民党特务杀害的李公朴追悼会上“迸着血泪”喊出：历史上没有一个反人民的势力不被消灭！当天下午，他就倒在了国民党特务的枪口之下。正是由于蒋介石的这种倒行逆施，丧尽人心，众叛亲离，闻一多的预言变成现实，他被人民彻底抛弃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历史的结论，这样的历史和历史的结论，不是用什么“全新的视角”、“全新的高度”所能改变的。
如何正确认识中国革命发生并走向胜利的原因？
如上所述，这位学者否认蒋介石政权的独裁专制的性质，而把他的失败归结为制度的不完善，这就使中国革命成为了无依据、不可捉摸的历史怪胎。正是经过这样的铺垫，这位学者提出，中国近百年所走过的道路，“要说必然，却有些勉强”，因为两党较量的胜负成败，有太多外力的作用，有“太多偶然因素”。这就完全否定了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把中国革命的发生及其最后的结局归结于外来因素的作用，偶然因素的作用。这是不折不扣的历史唯心论。
历史既不能复制，也不能假设，它是按照自身的规律向前发展的。我们并不否认偶然性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但它不可能改变历史发展的总趋势。这位作者对这种偶然作了种种假设，认为这种偶然发生的变故会对国共关系和中国以后的政治走向影响极大，而不愿去研究在这种偶然中的历史必然性。他举例说，如果长征途中中央红军没有捡到那张《大公报》，发现陕北的立脚点……，意思是说，就不会有后来中国革命的发展。当然，了解陕北还有根据地，对于红军北上获得新的落脚点有重要意义，但为什么不能再设想一下，如果没有这个发现，红军能不能经过艰苦奋斗重新建立起根据地呢？这对于久经考验的红军和中国革命所具有的深厚基础来说，是具有必然性的。不过，这位学者是最不愿意作这样的历史判断的。邓小平说过，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革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许多年。这既强调了毛泽东的作用，又说明中国革命仍然会在痛苦的摸索中走向成熟。这是对偶然性和必然性关系的正确说明。
至于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是所谓外力作用的结果，可以说这是自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中外反动派所散布的一种谬说。中国共产党诞生后的几十年间，什么“卢布党”、“共产国际的第五纵队”、“赤色帝国主义的走狗”等等，铺天盖地而来，欲置之死地而后快。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被咒骂为洪水猛兽的党，却获得了中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并最终取得了胜利。当中国革命取得全国胜利的时候，美国政府为了推卸在中国失败的责任，发表了中美关系的白皮书，国务卿艾奇逊为此给杜鲁门总统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就是把中国革命的发生和胜利的原因归结于：一因人口太多，二因西方思想的刺激。而对于后者，他声称：“由于介绍了许多新思想进来，这些新思想发生了重要作用，激起了骚动和不安”。在这里，他故意隐瞒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是“引起骚动和不安” 的根本原因，而把中国革命的发生归结于外来的思想的刺激。无独有偶，蒋介石败退台湾后，也出版了一本《苏俄在中国》，直接把中国革命的发生和发展的原因归结于苏俄的“插手”。现在，某些学者却拾人牙慧，贴上“创新”的金字招牌加以贩卖。这真是一种可悲的历史现象。
当然，我们也不能说此人没有创新，和他的前人相比，他是善于从我们党的政策和行动中，找到他所需要的材料依据的。遗憾的是，这种材料往往是服从他的“大胆的假设”需要的，是被他加工和歪曲的。他说，“近代中国的问题，其实每每都是与国际环境和列强相互间关系的变化联系在一起的”。这话表面上看似乎有一定道理，但他实际上是为了说明我们党的政策和行动是受外力决定的。他以1945年毛泽东去重庆谈判一事，完全说是由斯大林的电报决定的，而否认毛泽东在决策过程中权衡利弊，最终为了争取和平民主的前途和教育人民而决定亲赴重庆谈判这一基本事实；他把国共签订停战协议、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也完全归结于美苏两国的外力作用，以此来否认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所造成的恶果，否认由于我们党的正确的政策、全国人民的意愿和蒋介石全面内战还准备不足等内因，才迫使蒋介石坐下来谈判这一基本事实；他对于毛泽东进军东北的决策，也片面地说根本原因就是“相信会得到苏联的援助”，而否认这一决策深远的战略意义。我们知道，中国革命走的是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长期处在相对贫穷落后的农村，现在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要准备革命向全国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东北作为中国的工业基地、粮仓且有较好的铁路交通线，是夺取全国胜利的重要基地和出发点。毛泽东正是从这样的战略高度重视东北问题的。我们当然重视国际条件，但须知当我们作出这个决策的时候，苏联尚未出兵东北。而这位学者为了强调对苏联的依赖，甚至说什么“只要比较一下抗战期间中共数十万武装因为没有黄色炸药，没有重武器，没有足够的子弹，绝大多数部队无法与日本正规军正面作战的事实，就可以清楚了解来自苏联的这种援助的作用有多大了”，这真是达到了完全不顾事实的地步。姑且不论从相持阶段开始敌后抗日武装就牵制了60％以上的日军，使抗战得以坚持；就是解放战争时期，我们从苏联得到的援助也是很有限的，人民军队的武器装备除了自力更生之外，主要来自美国武装的蒋介石这位后勤部长，这难道不是事实吗？
这里还要指出，我们党从来就认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革命只能从社会主义国家和进步力量那里获得支持；我们也不讳言斯大林在中国问题上是有错误的，中国共产党在幼年时期曾为此吃过大亏。但从遵义会议后，我们党总结了历史经验，学会了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从中国实际出发决定自己的方针政策，这成为党走向成熟、走向胜利的重要标志。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也始终重视苏联的经验及其支持．但这同依赖和听命于苏联则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而美国同蒋介石政权的关系则完全相反，蒋介石需要美国这样的靠山来维持他的统治，美国则需要蒋介石这样的代理人来维护他们在中国的权益。美国当权者是非常了解蒋介石的独裁专制和丧失人心的。美军司令兼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在日记中写道：“我从我所见到的一切来判断国民党和共产党，（国民党）腐败、失职、混乱、经济、税收、言和行、囤积、黑市、和敌人买卖。共产党的纲领，减税、减租、减息、提高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参加政府，说到做到。”1944年美军观察组通过对解放区的实地考察，向美国政府建言：“为决定我们应支持哪一派，我们必须记住这些基本的考虑：中国的政权正在从蒋转移到共党的边缘。” 即使这样，美国政府还是选择了扶蒋反共政策。这是美国的帝国主义的本质决定的，因为只有这样，它才有可能继续控制中国。现在，这位学者把这样性质不同的两个国家扯在一起，来说明中国革命是由外力决定的，这就根本违背了历史事实。
毛泽东在批驳美国白皮书把中国革命的发生归结于“西方的影响”时说：“孙（中山）先生以大半辈子的光阴从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中寻找救国真理，结果是失望，转而‘以俄为师’，这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吗？显然不是。孙先生和他所代表的苦难的中国人民，一齐被‘西方的影响’所激怒，下决心‘联俄联共’，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奋斗和拼命，当然不是偶然的。”（《毛泽东选集》第 4卷第 1515页）这就正确地说明了中国革命发生的深刻原因。外来的思想，包括马克思主义，也只有适合中国的需要才能发生作用。这一段话，用来说明今天这位学者所谓的外力之说、偶然之说，也是十分切题的。
究竟要摆脱什么样的 “大陆正统史学的思维逻辑”？
这位学者依据片面的材料对中国近代史作了种种设定，你要是不同意他的错误结论，他就会给你扣上“还没有摆脱大陆正统史学的思维逻辑”的帽子，似乎这样一来，真理就在他的手上了。但常识告诉我们，正统和非正统、过去和现在，并不是判断真理的标准。是不是真理，主要看它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他所谓的“大陆正统史学的思维逻辑”，实际上是指两种不同的历史观。我们同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之间的争论，是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根本分歧。
这位学者要求人们摆脱“大陆正统史学的思维逻辑”，首先是否认和反对唯物史观所坚持的阶级分析的方法。在阶级社会里，阶级斗争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是社会生活的基本内容之一。列宁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列宁选集》第 2卷第 426页）运用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分析社会历史现象，就是阶级分析的方法。这是唯物史观研究社会历史问题的基本方法。因此，在历史研究中必须坚持运用这一反映客观实际的基本方法，才能够揭示隐藏在政治思想斗争背后的、最终起决定作用的阶级的物质利益。如果离开了这一基本点，就会陷入唯心主义的泥淖中去。这位学者在访谈录中讲了这样一段话：国共两党的关系及其历史走向，“可以说是因为国共两党都是武装性的政党，都是靠枪杆子维持各自的统治和地位的，一旦势均力敌，注定了有我无你，有你无我，非拼个鱼死网破，争出高下来不能停止”。这可以说是他关于国共关系的一切推论、假设的基点。在这里，不是两个不同阶级之间的根本对立和斗争，而只是不同武装集团之间的争权夺利，“胜者王，败者寇”而已。这就从根本上抹杀了正义和邪恶、光明和黑暗、革命和反动的本质区别。这也充分表现了企图用抽象的人性论代替阶级论的虚伪性。
唯物史观要求，要全面地、客观地把握历史材料，从历史的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正确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只有这样，才能够把历史现象个别性、独特性的研究与历史规律性的思想统一起来，尊重历史发展的辩证法；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这位学者则是用一些片面的材料轻易地对一些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作出结论，轻易地推翻过去的判断，以此作为“创新成果”塞给读者，这对于不了解历史的人来说，是有迷惑作用的。“取其一点，不及其余”，甚至无中生有，信口雌黄，乃是这些人做翻案文章，歪曲和颠覆历史的惯用手法。这就不能不使他们陷入历史唯心论的泥淖之中。
这位学者一再声称：“我们不能简单地站在国民党的角度，认为毛如何如何差；或站在共产党的角度，认为蒋如何如何不行。”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此人正是用这样貌似公正的虚伪手法，来歪曲历史，颂蒋贬毛的。列宁说过：“客观主义者谈论现有历史过程的必然性；唯物主义者则是确切地肯定现有社会经济形态和它所产生的对抗关系。客观主义者证明现有一系列事实的必然性时，总是有站到为这些事实辩护的立场上去的危险；唯物主义者则是揭露阶级矛盾从而确定自己的立场。”（《列宁全集》中文 1984年版第 1卷第 362－363页）这深刻反映了阶级对抗社会的历史背景，在对它进行历史的研究时就不能离开这样的历史事实。客观主义实际上站到为旧事物作辩护的错误立场上，这篇访谈录正是反映了这位学者这样鲜明的立场。
写到这里，我们不妨重温一下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领袖罗伯斯比尔在其“路易应当死，因为祖国必须生”的演讲中的一段话：“我们尊敬一个国王的阴影，因为我们不知道尊重人民；我们对压迫者温和，因为我们是以铁石心肠来对待被压迫者的。” 今天，生活在社会主义中国的这位学者，比起罗伯斯比尔这样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不知要相差多少倍。
这封信就写到这里，不知能否对你有所帮助。祝你健康成才！
年届八旬的老年朋友 古干城
（2010年1月5日第274期《环球视野》摘自2009年第12期《中华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