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疑《走向共和》：关注一种历史价值观
励 言
励 言
在关于《走向共和》的讨论中，最欣赏的是这样一句话：“在这个意识形态领域空前繁荣的时期，中国人不但要学会享受，恐怕还要学会思考。”
《走向共和》的硬伤早已有人历历数来，最易引起纷争的是对诸多人物的评论，其实只要对历史事实有起码的尊重，原本是不难“公正”与“客观”的。有人在追问“轻薄历史，下一个该轮到谁了”的问题，这个问题真的很重要吗？实际上，《走向共和》引起轰动，目的在于浸润其中与张扬于外的精神理念，在于“以历史的名义飞短流长”。
有人声称“《走向共和》无疑以最有影响力的艺术形式，想抖去笼罩在李鸿章头上的历史封尘，也无疑以比较厚重的历史唯物观点，为人们重新审视那段历史和李鸿章这个任务提供了崭新的角度”。这里的关键词显然是“历史唯物观点”。还有人在体会《走向共和》和文化诉求时做了这样的概括，认为它“反思了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文化激进主义，对改良与革命、政治理想主义与保守主义、法制与人治、集权与民主等重大命题及其伴生的问题进行了理性的、深刻的反思。肯定了经世致用、务实稳健的积极建设精神”，认为“它贬斥文化激进主义和理想主义必然不投合某些与其相左的思想观念，而它对历史结论的极大颠覆，也构成了对人们由来已久的主导意识的强烈冲击。而这种声音对公众思维与公众话语构成了实际渗透与启蒙”。
由是观之，历史价值观问题，恐怕才是这一部电视剧引起的惊扰与纷争背后的关键，“人们之所以在乎《走向共和》，是在关注一种历史价值观”；而有关历史的价值观，仅从《走向共和》激起的“共鸣”来看，也明显地不仅仅是关于历史，而更多地是关乎现实、关乎今后。也正因为如此，出现更多的、更犀利的追问就毫不奇怪了。
那么，权且摘编一些散见于报刊和网络的文字，尝试着把目光凝聚在历史观上，看看人们从《走向共和》中领悟到了些什么。
“艺术精品”开创中国式黑色幽默的先河
毕竟，中国的百年近代史不仅仅是由艺术家选取的那些细节构成的。一部堪称当代艺术精品的电视剧作品开创了中国式黑色幽默先河。从整体上看，几乎颠覆了那段历史。为了详细地刻画人物，编剧对一些历史细节也进行了剪接，这就使得这部历史正剧充满了历史悖论。在这个意识形态领域空前繁荣的时期，中国人不但要学会享受，恐怕还要学会思考。
笔者认真观看了这部引起非议的连续剧，发现其艺术性确实很高，特别是几个重要人物的刻画，已经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如果不了解中国的历史，单从艺术的角度进行欣赏，绝对是当代艺术精品。
然而，这部作品引起争议的恰恰不是其艺术性，而是其反映的那段史实。
被编剧极力刻画的慈禧皇太后，在教科书上是一个昏聩无能的老太婆，但在电视连续剧中，她摇身一变成了优秀的政治家，无论是内政还是外交，都能顺应时势，作出妥当选择。尽管最后丢了大清的江山，但那是人算不如天算，与个人的能力和操守没有关系。即使挪用海军经费修建颐和园，也是为了不失大清的脸面。在慈禧看来，农村的老太太过生日都图个喜庆，贵为一国之主的皇太后怎能寒酸呢？与“优秀政治家”慈禧相比，李鸿章还能忍辱负重站在洋人面前，审时度势，签订条约。李鸿章衔命签约，竭尽所能维护国家利益，其雄才大略堪比历代圣人。至于袁世凯这位大总统，更是力挽狂澜的盖世英雄。从威逼清廷退位，到走向共和；从坚守总统制，到接受议会监督，中国共和之路是袁世凯一步步走过来的。作为能够稳定局势的一代中坚，袁世凯为中国共和制的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
与渐进式改良的清朝重臣相比，同盟会的一帮年轻造反派简直就是“乱臣贼子”。他们走激进的改革道路，屡屡要求修改约法，从总统制到内阁总理制，从夺兵谋反到议会作乱，最后逼死了能“维持局面”的袁大总统，造成了军阀割据混战。或许在电视连续剧创作者看来，走向共和之乱，就是渐进式改良与激进式改革之争。辛亥革命的失败，隐含着一个基本命题，那就是激进式的改革不但会给改革者带来杀身之祸，最终还会葬送共和国。
像这样一本正经的幽默作品开创了中国式的黑色幽默先河。作为艺术作品的电视连续剧，没有展现那段历史的全景，而只是用历史学家发掘的一些历史细节，进行局部的展示，这就使得这部作品呈现出黑色幽默的怪异气象。从细节上看，或许这是历史的真实，但从整体上看，几乎颠覆了那段历史。事实上，为了详细地刻画人物，编剧对一些历史细节也进行了剪接，这就使得这部历史正剧充满了历史悖论：作为优秀政治家的慈禧却不顾国力衰竭，挪用军费过生日；为立宪慷慨陈词的袁世凯却最终走向了帝制；拥有宏伟治国方略的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却拱手将大好局面让给了袁世凯。或许，中国近代史本身就充满了悖论，而连续剧不但没有揭开其中之谜，反而让观众从中读出了黑色幽默的意味。
中国正经历一个价值观念大变革的时代。在这样的时期，能够播出这样一部黑色幽默作品，其宣示意义大过作品本身。中国正在走向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时代，在这个意识开矿领域空前繁荣的时期，中国人不但要学会享受，恐怕还要学会思考。毕竟，中国的百年近代史不仅仅是由艺术家选取的那些细节构成的。
“非白即黑”、思想“急转弯”与“七巧板”
人们之所以在乎《走向共和》，是在关注一种历史价值观。历史价值观中蕴涵着一个民族的基本道德伦理之魂魄，如果历史上的一些是非黑白都颠覆了，这民族还有是非可言吗？！这民族还有延续自己的活力吗？！
在“非白即黑”的历史观下，在对袁世凯总的肯定下，就把时时刻刻捍卫国家宪法—临时约法的孙中山，在揭露其的缺点时，竟然也是“非白即黑”的说成“二十世纪的乱臣贼子”而总的否定了。
因此我们讨论袁世凯是“窃国大盗”还是“开国功臣”这本不是问题的问题，我感到悲哀，在这里，我看见有些人在搞民族虚无，在抹掉民族的神圣感，所有民族的英雄都在被责难，再被打倒，而民族的败类、汉奸、专制者、惨无人道杀戮、镇压革命者的刽子手则在美化，在不顾事实的拔高。何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其根本原因还是对中华民族的全面否定，既然五千年的文明是“吃人”，那么五千年的民族就是在酱缸中打转，文天祥是忠于百姓的愚忠，史可法是为了自己名誉不顾百姓死活的书呆子，郑成功是阴险的分踞一方的枭雄，而孙文则是“他在几十年暴力生涯中，逐步成为一个要求党员和部属对服从、不惜牺牲国家与民族利益也要达成其政治目的和个人野心、并以革命的名义以百姓为刍狗的乱臣贼子。”
这些一切的根源在就在于对自己的祖宗说，“向孔子讨血债：孔子‘玩人丧德’以‘谄’杀人两千五百二十年！”如此民族的象征、国家的名片都成了这样，其他的贤子贤孙们能有什么好样的？所在张口“哈耶克”，闭口“罗尔斯”下，他们这些外邦的“自由主义者”是永远象他们抛弃自己的大众民族那样，被自己的大众民族所抛弃。在这里警告这些“自由主义者”悬崖勒马，否则永远走不出自己的小圈子象牙塔。中华民族五千年政治文明的总结是“得民心者得天下”，而民心乃是民族之心。而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任何时候都不会过时的真理。
笔者不能不提到个别近代史研究者的一些思想急转弯问题，这些“学者”恐怕对《走向共和》的编剧的历史价值观有很大影响。比如，某“历史学者”在没有退休前，其历史文论甚左。但是，这位“历史学者”最近几年连续在网络上发表了许多又走向另一个极端的历史文论，这些文论的历史价值观点就是把立场和思想方法几乎完全转移到了自己以前的对立立场上了。他的文章和观战的最大特点，是由着自己的小性子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弄一大堆历史材料去玩“历史七巧板”！《走向共和》的编剧也是这样在由着自己的小性子在拼接“七巧板”，好像只要反着以前的教科书写就是目的。
《走向共和》如此颠倒正邪和胡编乱造历史事件的创作原则，是否是在玩西方后现代主义中的“解构颠覆”手法，表达自己对中国近代史的看法呢？如果真是这样，笔者认为这是在玩火。
人们之所以在乎《走向共和》，是在关注一种历史价值观，历史价值观中蕴涵着一个民族的基本道德伦理之魂魄，如果历史上的一些是非黑白都颠覆了，秦桧成了知晓民族大义者，岳飞不再是民族英雄；卖国的李鸿章成了爱国者，爱国的义和团战士反而成为了卖国贼；投降主义是崇高的，在抵抗外来侵略是丑陋的；这民族还有是非可言吗？！这民族还有延续自己的活力吗？！
可怕的结论：毛泽东不如李鸿章
评价历史人物，也要看主要矛盾，我们的历史教课书中对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定位，显然是抓住了主要矛盾，没有什么错误，也不妨碍我们学习他们的优点，用不着搞什么历史翻案。有一些人鼓吹的是另一种新闻自由、另一种文化自由，这就是少数“才子佳人”垄断新闻、垄断文化的自由。
该剧花了很大的力气来体现李鸿章忧国忧民的一面，着重渲染李鸿章在国家危难之时挺身而出、忍辱负重，但终于无力回天、不得不签订屈辱条约。联想到与之同时，还有一帮人在拼命贬低毛主席，把毛主席描叙成一个暴君和独裁者，更有甚者把毛主席描绘具有严重道德缺陷的人物。我得出一个可怕的结论：毛泽东不如李鸿章。
一帮“才子佳人”花了二十多年的工夫，终于把毛泽东推下了神坛。但是，他们并没有就此停住。他们不但要把毛泽东推下神坛，还要把他扔进粪坑。这还不算，他们还要把李鸿章扶上神坛，让中国人对之顶礼膜拜。当然，我不敢肯定污蔑毛泽东和吹捧李鸿章的是同一批人。但是，他们也许是同一类人，也许他们是分工合作。
再好的人也有缺点，再坏的人也有优点。把好人的缺点无限放大，把坏人的优点无限升华，于是，好人成了人人痛恨的大孬种，坏人成了人人称颂的大圣贤。现在，一些人的做法正是这样，把毛泽东的缺点无很放大，把李鸿章的优点无限升华，于是，毛泽东成了暴君，而李鸿章成了忠臣。按他们的逻辑，再推下去，秦桧定然是忧心为国的大忠臣，岳飞显然是抗命违君的大奸臣。再推下去，必定是汪精卫胜过孙中山。
当然，评价历史人物并不是区分好人和坏人那么简单，好坏自有公论，我们中国几千年以来，一直沿袭了一套举世公认的道德标准，尽管我们的一些教课书有政治挂帅的嫌疑，但是他们并没有偏离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道德标准，他们更多的是强化了这一道德标准。评价历史人物，也要看主要矛盾，我们的历史教课书中对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定位，显然是抓住了主要矛盾，没有什么错误，也不妨碍我们学习他们的优点，用不着搞什么历史翻案。事实上，我们的毛主席也推崇曾国藩，他对李鸿章也有正面评价，他在个人感情上也有同情他们的一面。但是，历史不能私了，不能凭个人感情做结论，公是公，私是私，历史该怎么写，还得怎么写。而现在一些人“褒李非毛”的做法，基本上是用个人感情代替历史公论，贩卖自己的私货，其用意是要借题发挥、借古非今。
我主张新闻自由、文化自由，如果他们用自己的钱拍个电视剧《李鸿章大英雄》，我一点都不反对。但是，他们用的是国家的钱，用人民群众的资金，来贩卖自己的私货，来扭曲民众的价值观，来否定中国几千年的道德观。这是我无论如何也不敢同意的。新闻自由、文化自由的根本目的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但是，有一些人鼓吹的是另一种新闻自由、另一种文化自由，这就是少数“才子佳人”垄断新闻、垄断文化的自由。他们有夸夸其谈的自由了，绝大多数底层人民的声音从此消失了。
前度《河殇》今又来用文艺作品，为历史观进行“突破”，这就是《走向共和》的现实意义，也包含了隐晦的政治意义
是历史的真实，还是历史的颠倒
梁 柱
翻案文章，历来都有人做。翻案并不一定就是坏事，主要看它是否合乎历史的真实。西子湖畔岳飞坟前的一副名联：“忠奸自古同冰炭，毁誉于今辨伪真”，做的就是翻案文章，翻风波亭千古奇冤的案。史评自有人心在。扶正压邪，涤浊扬清，扬我民族之浩然正气，这是一个正直的史学工作者和有识之士应有的史识良知。今天如果再有人要翻岳飞这个民族英雄的历史铁案，忠佞颠倒，指鹿为马，一定会被视为荒唐与可笑。然而，不幸的是，此等荒唐事在当今的史学界却并不鲜见，一些人热衷于美化、拔高像慈禧、琦善、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这样一些历史人物，而对林则徐、洪秀全、谭嗣同、孙中山等则加以非难、贬低，甚至连岳飞是不是民族英雄也成了问题。当然，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多数是属于学术讨论的问题，矫正过去存在的对历史评价过于简单化的做法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像上述这样用颠倒事实的办法一褒一贬，这难道仅仅用史事如烟、见仁见智能够解释的了吗？
最近，被隆重推出的大型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播出后，引起了众多议论。值得注意的是一位审片的学者说，这是由多年来的学术成果转化而来的。能够把学术成果转化为影视艺术形象，自然是一件大好事。问题在于，是什么样的学术成果，又是怎样转化的？对此，剧作者做了直白的说明。他说，慈禧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李鸿章是“争取国家利益”者，袁世凯则是一个“有能力的人”（恐怕从秦桧到汪精卫都应属于此类）。因此，他们把这部电视剧定位为“一部带有崇高悲剧意味的英雄史诗”，上述一干人等“都是在为中国找出路”，是这部史诗中的“悲剧英雄”。可以说这是编写这部电视历史剧的指导思想，一条主线，整个剧情都是围绕这个主题展现给观众的。这部电视剧简直就是一座奇妙无比的美容院，从这里走出来的慈禧、李鸿章、荣禄、袁世凯一个个都是忧国忧时、忍辱负重、徐图自强的高大形象。这使我们不禁要问：这究竟是历史的真实，还是历史的颠倒呢？
姑且不论这部历史剧中笑料百出的历史知识硬伤，像慈禧居然称李鸿章、荣禄为中堂，就等于现在领导称下属为首长一样，够上相声段子的水平了；还是主要谈谈剧作者是怎样按照他们设定的“英雄史诗”来塑造他们的历史人物的。他们一面声称电视剧中的历史事件和主要历史人物都是真实的，一面又说很多戏确实是编出来的。当然，作为一部影视作品，一些虚构、夸张，进行艺术的创造和处理是能够理解的，但作者为了说明这种编出来的东西也是一种历史的真实，强调他们是根据当时历史背景下人物的性格推测他会干什么。事实上，他们正是用这种推测来精心编造历史的。
一位哲人说过，在社会现象方面，没有比胡乱抽出一些个别事实和玩弄实例更普遍更站不住脚的方法了。如果不是从全部总和、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而是片段的和随便挑出来的，那么事实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甚至连儿戏也不如。是的，任何一个历史人物都会是多面的甚至是多彩的，重要的是要在他活动的总和中确定它的主要方面，如果胡乱抽出一些实例来证明自己的观点，那么任何实例都有可能被找出来，任何历史也就都可以被改写。这就像今天的一个大贪污犯也可以被描绘成“忠诚的公仆”，因为这个贪官在他的职位上如果不按政府的要求办一些事，他的贪污受贿的企图就难以实现，所谓“忠诚”的实例也是能在他的身上找出几宗的。遗憾的是，《走向共和》使用的就是这种方法，所不同的是，其中的许多“实例”是由他们“推测”出来的。为了渲染李鸿章这个“悲剧英雄”的厚重氛围，可以欺世盗名地凭空捏造出这样的悲壮情节：在签订《辛丑条约》时，庆亲王看到条约的内容后，手一直在抖，写不了字。李鸿章见状把笔拿了过来，对庆亲王说：“天下最难的，就是把自己的名字签在卖国条约上。你还年轻，还是我来担这个罪名吧！”这样，一个大义凛然、忍辱负重的形象矗立起来了。为了浓墨重彩塑造这个“悲剧英雄”，作者竟让这时还不是泰晤士报记者的莫理逊（莫理循）提前当了记者，再通过他的口把翁同龢拉出来承担甲午海战失败的幕后责任者。《走》剧作者对李鸿章是如此宽厚有加，一再开脱、美化，而对“支持维新，对外主战”的翁同龢，却加以苛责、戏弄。这真是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啊！像这样让人惊愕不已的例子在《走》剧中还有很多。这不仅有聪明的作者推测出来的情节，而且连历史上真实的例子在他们手里都可以翻个个。甚至连慈禧挪用海军经费修颐和园及她的穷奢极欲的生活这样大众耳熟能详的恶行，都成了这位“杰出的政治家”的杰作。作者借慈禧做寿这件事做起了大文章，不无肉麻的说道：
她有一个理由，就是她做寿时说过的一段话，“寻常百姓家老太太做寿，如果做得风光、体面，她就有面子，她会在那一带做得起人。”一个老百姓是这样，一个国家更是如此。慈禧认为如果她，一个国家最高统治者的生日办寒碜了，怎么能体现大清国的国泰民安？那么洋人就会瞧不起，老百姓也会不服你。洋人瞧不起，他就会欺负你，老百姓不服，你就会出事，江山社稷就会毁于一旦。所以慈禧办生日就大办特办，她是在为朝廷争面子。
这是作者亲自出马替慈禧做的表白，目的是为了说明像“慈禧这样的见识，她会犯糊涂吗”？按照这样的逻辑，古往今来王公贵族的奢糜生活，却原来都是出于公心，为了“国泰民安”了。这不但为慈禧开了脱，也为今天那些用国库银子大吃猛喝，豪赌狂嫖者找到了堂而皇之的理由。这真是在现代“嗜痂癖”的眼中，依然是“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
但是，历史毕竟不是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李鸿章作为晚清的一位重臣，根据事实对他进行全面、深入的评价，包括纠正某些缺乏依据的传统看法，都是史学工作的题中之义。但如果不顾历史事实，甚至用大量的推测（即胡编乱造）办法，为这样一个误国卖国的重要责任者开脱罪责，那真理跨出的就不是一小步了。《走》剧的编者在这一点上是极有勇气的。他们为了塑造“悲剧英雄”的金身，故意隐去李鸿章在外交上一贯曲意求和的政策及其严重后果，却刻意在马关签约的砍价上大做文章，似乎这一砍就会砍出个“爱国者”来。事实又是怎样的呢？晚清状元、立宪派代表人物张謇在弹劾李鸿章的奏疏中就写道：“李鸿章自任北洋大臣以来，凡遇外洋侵侮中国之事，无一不坚持和议。”他批评李鸿章“以四朝之元老，筹三省之海防，统胜兵精卒五十营，设机厂、学堂六七处，历时二十年之久，用材数千万之多；一旦有事，但能漫为大言，胁制朝野；曾无一端立于可战之地，以善可和之局。……李鸿章非特败战，并且败和。”（《张謇全集》第1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25-26页。）曾纪泽则以“柔”、“忍”、“让”概括李鸿章主和外交的特点，可谓一语中的，入骨三分。
对于这种“非特败战，并且败和”，时任北洋水师学堂总办（校长）的严复也有过悲愤的文字。甲午海战失败后，严复以“心惊手颤，书不成字”的心情给陈宝琛接连写了三封信，对海战失败的原因和责任作了正确的分析。他指出：“推求厥咎，大半皆坐失先著，绸缪之不讲，调度之乖方，合肥（指李鸿章——引者）真不得辞其责也。”他列举大量事实，说明李鸿章用人唯亲，朋党为奸，“小人误军国大局，岂浅也哉”。所以他说：“合肥用人实致偾事，所用必非人，所为必非事”。就连镇远舰帮带美籍麦吉芬在战后也说：“我们最悲哀的缺点是弹药供应问题，这个问题即使再延一年开战，情况也不能改变。这个责任应由天津方面负之。舰队士兵已尽人力所能及进行作战，他们的吃亏是由于岸上官吏的贪污与卖国行为所以致之。”而这种历史的真实，经过《走》剧编者的魔法，化作一道道圣洁的光圈，加在他们所需要的“悲剧英雄”身上。这真是匪夷所思。
如果《走向共和》只是一部戏说片，倒也罢了。如今戏说历史，就像戏弄一只小鸡一样容易。史学工作者对此已是欲说还罢，见怪不怪了。应该说，那些戏说片、肥皂剧，只能博得人们廉价的一笑，为害相对小些；而像《走》剧这样一脸严肃，不但作为全新视角的历史剧，而且还要作为一种新的历史观，推销给全国观众，这就值得研究了。如果按《走》剧编者的安排，从慈禧、李鸿章、袁世凯到孙中山，都是他们这个“带有崇高悲剧意味的英雄史诗”中的“悲剧英雄”，“都是在为中国找出路”，那么，在百年中国丧权失地、国辱民困的悲惨历史中，连应负其责的“法人代表”都找不到了，那样的话，走向共和还有什么历史的依据和历史的必要呢？！如果按照这样一种所谓新的历史观，黑白可以颠倒，是非可以不分，忠佞可以不辨，那么，中华民族的精神支柱，爱国主义的旗帜，彪炳千秋的民族英雄，又有哪一样不可以摧之毁之呢？！难怪《走》剧播出后，有的观众反映，“周围稍有史学基础的朋友，都说不忍再看下去了。”而对一般观众则不然了。令人痛心的是，一名高三学生就《走向共和》发表的帖子中有这样的话：“我看到了一个有气节、有民族英雄感的李鸿章，让人同情李鸿章，敬佩李鸿章，更加憎恨腐败愚昧的统治者，而不是一个对历史无能为力的志士。”这种历史观所造成的影响难道不应该长而思之吗？而对于这种所谓新的历史观难道不应该加以辨析和澄清吗？！
这部电视片播出后，所以会让稍有史学基础的人“不忍再看下去”，会让许多观众产生种种疑惑，根本的原因，就是这部历史剧歪曲了历史，宣扬一种十分错误的历史观。我们知道，近代中国外侮纷至、国势日衰，因而争取民族独立、国家富强成为这个历史时期的根本要求。腐朽的晚清王朝是造成国家积弱积贫的重要根源，是站在近代中国历史要求的对立面。一个反动政权面临灭亡的时候也会为寻找出路做出种种努力，诸如晚清搞洋务、新政一类的措施，但这决不是为中国找出路，而是为延缓其腐朽统治找出路；决不是推动历史前进，而是为阻挡历史进步的潮流寻找救命稻草。这样的历史判断，是以晚清政府的内外政策及其后果为依据的，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如果这样的历史结论都可以被推翻、被颠倒，慈禧、李鸿章、袁世凯都是“在为中国找出路”，都成了历史的推动者，那么推翻封建王朝的民主革命任务还能提得出来吗？他们所谓新的历史观，只不过是把已被历史否定的人物，或已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僵尸，再拉出来时尚一番，打扮成“悲剧英雄”加以颂扬。这决不是什么新的创造，只不过是为了某种目的，可以把黑说成白，把白说成黑，老掉牙的唯心史观的再版。所以它播出后受到许多有识之士的抵制和批评，是理所当然的。
就笔者个人来说，每当观看这部影视片的时候，脑际都会浮现这样的想法：在史学界，在我们的人民中间，提倡唯物史观、反对唯心史观，依然是一个任重道远的任务。
